近期，陈秀春高考被人顶替事件刷屏了，本所已经从刑事、民事、行政的角度发表了《高考顶替之“殇”》发表了观点。无独有偶，2020年5月22日再爆山西仝卓再次被指高考舞弊，2012年仝卓（当时真实姓名李振华）为了报考只招收应届生的解放军艺术学院，不惜通过弄虚作假，不仅通过虚假转学手续将个人应考身份改成了应届生，而且还通过请托临汾市尧都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华帮助办理仝卓入党手续背书。尽管仝卓最终未能如愿以偿考上艺术学院，而是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但是事隔多年后，该弄虚作假事件被发酵，教育部表示坚决追查到底。

       山西省教育育厅调查过程中，临汾市教育局局长李晋平等人在仝卓弄虚作假报告解放军艺术学员问题上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査的问题，再次彰显了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和管理的不足。姑且不论本次事件中涉案当事人可能面临的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滥用职权等刑事责任，仅从学籍管理、报考筛选、高考及录取等等一系列看似独立的制度与程序，却可以使得机会、造假无处不在，及其原因还应该是“权利并没有被关进笼子”。

       由此事件，令笔者想到了“移民高考”，可见仅在高考的背景下就有“高考顶替”、“高考舞弊”、“移民高考”三种典型的制度弊端，“不学数理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的劣根性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破坏了我国高考制度，更大程度伤害到了无数个苦读学子，有权、有势、有钱可以不学无术，一样能上名牌大学，但是结果呢？可能最终“混”出大学；而那些穷苦家的孩子，十年寒窗，却被排挤在高等学府之外，如今教育质量的明显降低，不能不说与这些顽疾无关，反思我们国家的监管制度，应该是亡羊补牢，还是举一反三，不仅值得民众深思，更值得国家制度关注。